涿鹿之戰(zhàn)與張家口史前本土文化

　　陶宗冶

　　古代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巨著《史記·五帝本紀》里，開宗明義記載了黃帝與炎帝、蚩尤大戰(zhàn)于涿鹿的歷史。從此，人們追尋中國史前文明的目光就一直關注著涿鹿。而涿鹿的黃帝城、黃帝泉、蚩尤寨、橋山這些與黃帝有關的地名，也讓人萌發(fā)出無限的遐想。

　　在國人心中，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之一，是中華民族的源和根。正因為黃帝在國人心中有著如此重要的位置，所以，千百年來，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民間人士都一直在探索、求證有關黃帝的史跡，對黃帝所在地或黃帝陵的位置也提出了種種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較常見的就有“陜西黃陵說”“河南靈寶說”“甘肅正寧說”“山東曲阜說”和“河北涿鹿說”。上述考證究竟哪個更可信？司馬遷記載的黃帝戰(zhàn)于涿鹿的涿鹿是今天的涿鹿嗎？

　　從新石器時代的角度觀察，今天涿鹿所在的冀西北地區(qū)早在10000年前就有人類在此生活；7000年前，豫北冀南地區(qū)的后崗一期文化北上來到這里。之后，6000年前陜晉豫地區(qū)的廟底溝文化、5000年前冀西北龍山文化也先后駐足這里。這些不同地區(qū)、不同時間、不同文化的到來，既為張家口地區(qū)洋河、桑干河流域史前文明的發(fā)展注入了多元的文化血液，也為這里帶來了新石器時代文明的曙光。

　　張家口地區(qū)史前文化的這一獨特性應該源于這里特殊的文化地理環(huán)境。地理上，這里既有與山西汾河河谷相通，并通過汾河將張家口與陜晉豫地區(qū)聯(lián)系起來的桑干河，也有可以把內蒙古和遼西鏈接起來的洋河與永定河，可謂縱接南北，橫貫東西。文化上，這里又是中原、遼西和內蒙古、山西幾大文化區(qū)的交匯地。特殊的文化交匯區(qū)域和具有文化互通作用的河谷地理環(huán)境，使張家口從遠古時期起，就是溝通黃河流域與北方地區(qū)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間交往的通道。而通道地位，又使這里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fā)展的歷程中發(fā)揮著向不同地區(qū)輸送文化血液的作用，也鑄就了這里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多次成為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碰撞、交流的舞臺。

　　目前，學界有學者認為，遼西地區(qū)的紅山文化就是古史中的黃帝文化。把紅山文化視為黃帝文化主要理由是：1.紅山文化與傳說中黃帝的年代相符；2.在紅山文化遺址，考古人發(fā)掘祭祀神廟時發(fā)現(xiàn)了和真人一樣大小的泥塑女神頭像。和頭像同時發(fā)現(xiàn)的還有熊、鷹等動物的泥塑殘肢，說明當時神廟里除女神外還有熊和鷹等動物的塑像。這在目前我國已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期考古文化中是獨一無二的。傳說中，黃帝和炎帝都是少典的兒子，他們的部落叫有熊氏。熊應該是這個部落的神或者圖騰。另外，也有學者根據紅山文化玉豬龍的臉部特征又把它叫做“玉熊龍”或“熊首玉玦”，熊和龍的合體也符合黃帝文化的特征；3，紅山文化是農業(yè)文化，而且是高度發(fā)達的史前農業(yè)文化，是中國小米的故鄉(xiāng)。傳說中的黃帝也是農業(yè)部族集團，而中華文明的主要代表就是農耕民族，這一點紅山文化也與黃帝文化一致。

　　除上述依據外，更重要的是，紅山文化有中國最早的“龍”。龍是中華文化的象征，從紅山文化開始，龍的形象幾千年來一直是中華文化的主角，從古至今在中國人心中從未消失。紅山文化是中國史前文化里出現(xiàn)龍圖騰最早，龍文化沿襲最久的文化?！妒酚洝ぬ旃贂酚小败庌@，黃龍體”的記載。所以，起碼自西漢以來，人們一直是把龍與黃帝聯(lián)系在一起。正是源于上述原因，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里指出“紅山文化的突出文明特征是龍紋圖案，《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記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時空框架可以與之相應”。據此，將紅山文化看作是黃帝文化是有歷史和文化依據的。張家口陽原縣姜家梁雪山一期文化墓地出土過紅山文化典型的玉器“玉豬龍”，宣化新石器時期鄭家溝遺址積石冢也發(fā)現(xiàn)“玉豬龍”，說明新石器時代晚期黃帝文化曾傳播到張家口。

　　新石器時代之后，以龍為代表的龍文化歷經5000多年的滄桑巨變，在中華大地上一直延綿不絕生生不息。早到商周時期精雕細琢的玉龍，再到今天依然隨處可見的各種形態(tài)的龍，甚至遼、金、元、清幾個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同樣是以龍作為皇權的象征，所以，新石器時代之后，隨著中華文明的融合、發(fā)展、統(tǒng)一和走向成熟，龍已不再是某一個區(qū)域文化所獨有的文化現(xiàn)象了，它已經演變成皇權、皇帝的象征，并成為中華文化中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這應當是后人把龍和黃帝聯(lián)系起來的一個主要原因。

　　關于黃帝在歷史上的年代，學界普遍認為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以這個時間點為基礎，張家口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的七里河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和學界共識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相符。其中，七里河文化略早于雪山一期文化?？脊抛C實，七里河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分布范圍往西沒有進入到大同，往東可達北京，北達崇禮，而往南只到保定，中心區(qū)就是現(xiàn)在的張家口，是名副其實的張家口史前本土文化。而涿鹿既有七里河文化也有雪山一期文化。綜合分析紅山文化與七里河文化、雪山一期文化的分布范圍，以及紅山文化玉豬龍在張家口的出現(xiàn)，以及與七里河文化、雪山一期文化陶器共存關系，我認為黃帝涿鹿之戰(zhàn)說在論點、論據方面是有考古學依據的。

　　時間上，張家口七里河文化和北京雪山一期文化大約距今6000-5000年前，與紅山文化晚期基本處于同一時期。關系上，張家口發(fā)現(xiàn)的第一件玉豬龍是在陽原姜家梁墓地，與之共出的是一批雪山一期文化的陶器；張家口發(fā)現(xiàn)的第二、三件玉豬龍出自宣化鄭家溝積石冢墓，與之共存的是七里河文化彩陶和雪山一期文化陶器殘片。這兩個例證說明，紅山文化晚期黃帝文化曾西進到張家口，張家口的兩個本土文化先后吸納融合了黃帝文化中的龍崇拜和喪葬習俗。需要提及的是，雖然七里河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里出現(xiàn)了玉豬龍，但并不能就此把七里河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看作紅山文化。因為決定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文化性質主要是陶器。七里河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的陶器與紅山文化不同，所以張家口玉豬龍的出現(xiàn)證明這里原有的文化里都出現(xiàn)了紅山文化的元素，是黃帝文化西進到張家口，并和張家口本土文化融合的重要見證。

　　研究黃帝文化不能不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從黃帝涿鹿之戰(zhàn)到司馬遷動筆記載這段史實，中間已間隔了將近3000年。3000年后司馬遷記載這段歷史時只能是追記。不管司馬遷追記的依據是憑口耳相傳還是當時還能看到一些后世補記的史料，只要司馬遷記載中還提及涿鹿。可見涿鹿之說出之有據。否則，作為一位歷史公認，學識淵博、記史嚴謹?shù)氖穼W大家不會在沒有掌握某些證據的情況下，隨意去寫出一個自己沒有考證的地名。

　　張家口兩個本土文化里都先后出現(xiàn)玉豬龍，它從地域文化和文化遷徙兩個角度驗證了司馬遷“黃帝涿鹿”之說出之有據，也讓人相信黃帝之戰(zhàn)發(fā)生在涿鹿不是無稽之談。

　　涿鹿有黃帝城、蚩尤寨、橋山等和黃帝有關的地名。雖然這些具體的地點人們至今還不能確定它們一定和黃帝有關，但不能就此就全將這些地名看作是后人對歷史的杜撰。其實地名的由來更大的可能是當?shù)厝藢h古時期發(fā)生在家鄉(xiāng)那場戰(zhàn)爭的歷史記憶。因為這幾次征戰(zhàn)給人們留下的記憶非常深刻。在沒有文字記載的遠古時期，人們通過口耳相傳，代代演繹，到司馬遷寫《史記》時還能聽到以“黃帝”之名在涿鹿征戰(zhàn)的故事而記錄下來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另外，司馬遷所在的西漢時期，龍已經成為君王和正統(tǒng)文化的象征，所以，以龍為代表的“黃帝”大敗諸敵而君臨天下，自然也就作為正史而被載入史冊，這既不違常理，也符合歷史傳統(tǒng)觀念。

　　大家知道，古史傳說的背后往往有真實歷史的影子，如同傳說時代里的故事并不一定全是傳說一樣。這些地名有的可能是古代那里曾經修建過與黃帝有關的建筑，有的可能是人們看到一座戰(zhàn)國古城，因為很古老又不知道它的確切修建年代就把它和記憶中的黃帝聯(lián)系起來了，畢竟戰(zhàn)國也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這種張冠李戴的事例在中國歷史遺跡里并不鮮見。著名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就曾說：“歷史傳說是我們古史的組成部分。不但我們這樣，世界文明古國都是如此，追溯到一定時期以前都是傳說，均有神話色彩因素。炎帝、黃帝的傳說，是我們祖先通過他們的認識、記憶、語言記錄傳遞下來，其中有真實的素地”。由此筆者認為，對一個大的歷史事件的研究，不必拘泥于一個具體地點的年代符與不符，從而放大到推翻黃帝涿鹿之戰(zhàn)說，因為采用以點帶面的方法考證歷史事件并不一定科學。反之，人們倒應該將探索的眼界放到史前文化在冀西北遷徙、碰撞、交融的角度來思考黃帝與涿鹿的關系。因為對史前史的研究，從一個時空廣闊的、縱橫交叉的歷史層面得出的結論，往往比一個點得出的結論更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所以，探討黃帝與涿鹿關系，需要從時間、地點、文化和文化遷徙等綜合因素考證才可能更接近歷史。

　　《史記·五帝本紀》在記載黃帝涿鹿之戰(zhàn)時，也記載了與黃帝征戰(zhàn)的對方炎帝和蚩尤。對黃帝和炎帝的關系，《國語·晉語》有“昔少典娶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的記載。如若果真如此的話，黃帝、炎帝可能是同宗。從民族學的角度看，黃帝、炎帝、蚩尤可能代表的是兩個或多個不同的人類族群或部落。黃帝、炎帝和蚩尤只是代表一個族群或古國的名稱而已。而從考古學角度，不同的考古文化肯定屬于不同的部族群體，但不同的部族群體不一定就屬于不同的考古文化。由此推論，要確認某一處地點可能是黃帝、炎帝和蚩尤曾經征戰(zhàn)之地，首要的條件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這個地方起碼有兩種以上不同的人類文化族群或多個部落群體存在才可以，而且其中首要的是要有紅山文化，否則沒有黃帝文化的蹤跡，黃帝之說從何談起？所以，只要張家口有代表黃帝文化的紅山文化遺存，同時也存在時間上與黃帝文化并不矛盾的其它考古學文化，就不影響對黃帝涿鹿之戰(zhàn)觀點的確立。至于炎帝和蚩尤目前是否也能歸于已知的某一個考古學文化，筆者認為現(xiàn)在的研究雖有顯露，但尚屬探索階段，有些觀點在時間和源流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任何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各個文化之間的相互傳播與融合，是一個強大古代文明得以形成發(fā)展的源泉和動力。因為只有文化傳播才有不同文化的交融，有交融才會使不同區(qū)域先進的科學技術相互吸納，文化發(fā)展才有動力。多種文化間不斷地相互碰撞、相互滲透、相互融匯是使文明從弱到強，從多元走向統(tǒng)一，從而最終形成強大文明體系的必然過程。張家口特殊的地理位置構成了這里必然成為溝通、鏈接不同文化區(qū)文化交往的通道。因此，張家口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所起的文化溝通作用，對促進中國遠古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意義。正因如此，蘇秉琦先生才把張家口為代表的冀西北地區(qū)稱之為“中國古文化的三岔口”。地理上的“三岔口”，多是軍事要沖和征戰(zhàn)咽喉，文化上的“三岔口”，又多是文化碰撞交融之地，現(xiàn)代如此，古代也同樣。張家口是中華史前文化的“三岔口”，是紅山文化西進的必然通道，自然也是多種文化的碰撞之地。從這個角度看，史前的張家口就是多種文化征戰(zhàn)、交往、融匯的前沿，而涿鹿就是這個前沿中一個重要的節(jié)點。

　　歷史上，人們很久以來一直認為中原是中華文明正統(tǒng)的發(fā)祥之地，中原之外的地區(qū)為蠻夷之所，既落后又不開化，當然不會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觀念的出現(xiàn)應當源自春秋戰(zhàn)國以后，特別是長城修建之后。當時，位居中原腹地的人們一直把居住于北方或南方的胡、狄、匈奴和各種少數(shù)民族看作異族，認為居住在那里的人們生產落后，物資匱乏，不講禮制，不尊儒教，所以非正統(tǒng)，更不可能是中華文明起源之地。這種以中原地區(qū)為中心，帶有偏見的錯誤歷史觀一直影響了人們近2000年。二十世紀初，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出現(xiàn)之后，大量的田野工作使一些新的史前文明不斷破土而出，新的發(fā)現(xiàn)讓人認識到，中華史前文明的形成不僅在中原，而且在其它以前認為不是史前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同樣有非常發(fā)達的古代文化。比如距今約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約8000到6000年前遼西地區(qū)的興隆洼文化和紅山文化，約5000多年前的杭州良渚文化，包括青銅時代以來的四川巴蜀文化、廣西百越文化等等，其文明程度都出乎所有發(fā)現(xiàn)人的想象。這些發(fā)現(xiàn)漸漸改變了人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更讓人們想象不到的是，這些所謂的非正統(tǒng)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文化，有的恰恰就是后來中華文明的主體之一。例如，商周青銅器的饕餮紋就讓人很容易聯(lián)想到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石峁文物上的人面紋；商周青銅禮器中的鼎和鬲，也可以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北方地區(qū)的文化里找到同類器；良渚文化、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刻畫符號又使人聯(lián)想到了漢字的起源；特別是遼西地區(qū)紅山文化玉龍和以玉龍為代表的玉文化，更讓人感到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傳。上述事例說明，中華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華文明是遠古時期中華大地上不同地區(qū)、不同文化的人類群體共同創(chuàng)造，并歷經長時間的歷史交往融匯最終形成的，這是形成中華文明的文化之源，更是形成今天中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其中以龍為代表的黃帝文化，就是這些眾多遠古文化里最具代表性的，并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古文化之一。

　　二十世紀初，由于甲骨文的研究導致學界發(fā)現(xiàn)了商代的殷墟，之后，學界由商文化推導確認出了夏文化。從二十世紀中葉到現(xiàn)在，學界又從紅山文化確認了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黃帝文化，這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學研究進展，讓人們看到中國古史傳說中的史實不虛，司馬遷黃帝涿鹿之戰(zhàn)的記載不虛。學界今天依然鍥而不舍越過幾千年的歷史長河追尋黃帝的足跡，實際是在尋找中華民族的源，中華民族的根，更是對中華文化的祭拜、崇敬和繼承。筆者相信，隨著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面紗一定會不斷地揭示出來，中華文明的歷史極有可能比人們現(xiàn)在認識的更早，對此我們充滿期待。

　　（本文作者系原張家口市文物事業(yè)管理所所長、市歷史文化研究領導小組特聘專家）